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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5条第3款也规定了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由此确立了宪法的法律效力基础的地位。

(61)法学上的体系思考，虽然并非是将某种价值或价值定位予以绝对固化，但还是希望借由体系化来维续法秩序基础标准的稳定性或持续性。(53)参见林纪东：《行政法之法典立法问题》，载刁荣华主编：《现代行政法基本论》，汉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41)参见管晓静：《我国行政法典编纂进路探究》，载《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20-24页。(104)所谓民主性，简单地讲就是行政法法典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真正体现人民心声、发挥人民智慧、代表人民利益、突出人民中心。一般认为，法治的固有含义包含了良法和善治两个层面的内容，唯有反映公众利益、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法律才是良法。(120)遗憾的是，仅仅限于简单列举，并无如何行使、限制的规范。(77)行政法法典亦非简单、静态的概念组合，而应当是一种动态的条理系统，真正能够将一般行政法与特别行政法关联应用才是理想的状态。

(49)更需要从行政法体系化的视角制定多部行政法法典，形成行政法法典群来促进行政法体系化发展。内容提要：法典化可以提升法律的可及性，并产生教育效果，同时增强民主合法性，成为实现快速、系统的法律改革的重要途径。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稳定社会预期需要国家从源头管控，对可能存在风险的各个环节进行干预。[34]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宪法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根本目的，对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有全面的规定。其次，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预防型法治的安定性程度有所降低。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继续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宪法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执行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需要快速响应，及时作出处理。

预防型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以侵犯基本权利为代价去盲目地消除风险。[22]部门宪法研究则从社会现实切入，依照宪法原则提炼社会秩序中的相关规范，从而建立宪法规范和各个社会功能领域之间的实质性连接，来完成宪法原则和精神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引导和渗透。风险社会一、问题的提出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并在2020年《民法典》通过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民法典的重要讲话中重申了这一法治观念。在自由法治国家，个体享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国家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这种自由。

但是宪法也要及时吸收部门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和宪法价值的内容。宪法也应当在自身的框架内积极探索，合理分配国家、社会与个体的风险责任，充分发挥三者在风险治理中的能力，为预防型法治的良好运作提供结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宪法的规范稳预期是指，宪法统摄预防型法律体系，可实现法律规范体系的稳定可预期。

强化宪法的稳预期功能，以宪法统筹预防型法治，可为不可避免的法律变动提供稳定的内容和方向，稳定社会公众的预期。防范社会风险、稳定社会预期是国家必须要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责，如何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同时又限制国家权力滥用是宪法需要回应的问题。

我国《宪法》第28条规定了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现代社会国家承担的义务内容应当有所扩大。在预防刑法中，刑法越来越成为社会防卫机制的一部分，预防危险、追求安全和助力社会控制成为优先的价值选择，刑法与警察法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风险预防还要处理好风险规制与人权保障的关系。[37]前引[34]，第137—138页。李忠夏：《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宪法功能转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保障是指国家的积极义务，即国家应当主动采取措施保障人权。并且，由于宪法没有直接回应社会生活，没有主动塑造社会生活，只是为立法提供效力基础，这就导致宪法的稳预期功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格尊严条款要求国家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防范国家与社会内部产生的风险对基本权利造成损害。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87、131、353、389，457页。第21条课以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医药的义务，还要求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卫生事业中。

（三）预防型法治的价值决断风险预防中充满了价值的权衡与决断，涉及到的价值决断往往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只能回到宪法层面作出决定。《国家安全法》第8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该条款就是《宪法》第28条国家安全动态保障的体现。

人权条款从正反两面标示了国家的实现人权的目的。因此，稳预期功能可视为是法治功能的重中之重。

在新生的人民政权立而未稳之时，国家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要内容是政权与主权的稳定。（3）经过内容上的互动和效力的推动，最终形成以宪法为基点的统一法秩序。在后疫情时代，加强宪法的稳预期功能具有重要意义。[40]国家主导的风险预防是稳定社会预期的主要保障，应对复杂不确定的风险必须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

例如，要求骑行者佩戴安全头盔保障了骑行安全但却以财产权为代价，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是出于公共健康的考虑，但是限制了吸烟者的个体行为自由。人民意志要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入宪法，在已经形成的共识基础上进行变动形成新的共识。

（2）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10]《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单行立法明确写入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勾勒了国家和社会的蓝图，指明了国家的目标和方向。此前1982年宪法第37条和第38条主要指向的是人身自由的保护，这是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的。

因此预防型法治建设对法治稳预期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宪法为高度灵活的预防型法治提供了稳定的规范、结构和价值基础，确保预防型法治继续实现法治稳预期的功能。通过增设大量的抽象危险犯（如危险驾驶罪）、预备行为的正犯化、对持有的处罚等方式，刑法将刑罚权的运用从法益侵害结果发生提前到法益侵害结果可能发生。简而言之，人权条款要求国家积极提高自身能力，预防来自国家与社会之外的风险。

并且，风险预防很容易陷入为了管控而管控的思维方式，忽略了实现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标。在宪法体系中，生命权居于优先地位，只有生命权受到尊重和保障，才有可能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宪法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与自由才有意义。

[26]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8页。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改置于国家机构之前，理顺了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关系。

（二）预防型法治的结构依赖风险预防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权力的扩张，因为这会导致与预防型法治运作相匹配的结构基础发生变化。[23]赵宏：《部门宪法的构建方法与功能意义——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载《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第69页。